樊遲問仁,子曰:“愛人。”問知,子曰:“知人。”樊遲未達,子曰:“舉直錯諸枉,能使枉者直。”樊遲退,見子夏,曰:“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,子曰:‘舉直錯諸枉,能使枉者直’,何謂也?”子夏曰:“富哉言乎!舜有天下,選于眾,舉皋陶,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,選于眾,舉伊尹,不仁者遠矣。”

【原文】
 
12.22 樊遲問仁,子曰:“愛人。”問知,子曰:“知人。”樊遲未達,子曰:“舉直錯諸枉①,能使枉者直。”樊遲退,見子夏,曰:“鄉也②,吾見于夫子而問知③,子曰:‘舉直錯諸枉,能使枉者直’,何謂也?”子夏曰:“富哉言乎!舜有天下,選于眾,舉皋陶④,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,選于眾,舉伊尹,不仁者遠矣。”
 
【注釋】
 
①舉直錯諸枉:把正直的人擺在邪惡的人的上面,即選用賢人,罷黜壞人。錯,通“措",安置。
 
②鄉(xiàng):同“向"'過去。
 
③見(xiàn)于.被接見。
 
④皋(gāo)陶(yáo):舜時的賢。
 
⑤伊尹:商湯時輔相。
 
【翻譯】
 
樊遲問什么是仁,孔子說:“愛人。”樊遲又問什么是智,孔子說:“善于知人。”樊遲沒有完全理解。孔子說:“把正直的人提拔上來,使他們的位置在不正直的人上面,就能使不正直的人變正直。”
 
樊遲退了出來,見到子夏,說:“剛才我去見老師,問他什么是智,他說:‘把正直的人提拔上來,使他們的位置在不正直的人上面’,這是什么意思?”子夏說道:“這是涵義多么豐富的話呀!舜有了天下,在眾人中選拔人才,把皋陶提拔了起來,不仁的人就遠遠地離開了。湯得了天下,也從眾人中選拔人才,把伊尹提拔起來,那些不仁的人就遠遠離開了。”
 
【解讀〗
 
治政要親賢遠佞
在本章之中,孔子提出從政者要親賢遠佞的思想。這個思想,三國名相諸葛亮表達得更明確。他在《出師表》中總結漢朝興亡的教訓時說:“親賢臣,遠小人,此先漢所以興隆也;親小人,遠賢臣,此后漢所以傾頹也。”諸葛亮目的是告誡劉禪,讓他親近賢臣,遠離小人。不僅劉禪,所有的領導者都應注意,對賢臣和小人的好惡取舍,不僅關系到政治是否清明,更是直接關系到事業的興衰成敗。
 
翻看中國歷史就會發現,很多王朝的滅亡大多有“佞臣”在其中起“推動”作用。春秋晚期,楚國人伍子胥父兄為人陷害,他只身逃到吳國,但父兄皆為楚平王所殺。后來,伍子胥做了吳國大夫,助吳伐楚,五戰而勝。吳王闔廬很重視伍子胥的才干,對他加以重用,吳國日益富強起來。吳王闔閭死后,其子夫差繼位。在伍子胥的輔佐下,夫差大敗越國,越王勾踐裴坡求和。伍子胥建議夫差乘勢徹底消滅越國,但被夫差拒絕。后來,伍子胥多次對夫差的錯誤政策提出批評,遭到夫差反感。夫差貪圖安逸,信用奸臣伯嚭。伯嚭接受了越國的賄賂,在夫差跟前進讒言陷害伍子胥。夫差聽信了讒言,賜伍子胥寶劍要他自盡。伍子胥死后,夫差對伯嚭言聽計從,做出許多錯誤決策,最終落得個國破身死的可悲下場。這時夫差才深感后悔,臨死時掩面長嘆:“我哪還有臉見伍子胥呢?”后人評論說,吳國的強盛是因為伍子胥,滅亡也是因為伍子胥。強盛是闔閭重用了伍子胥,滅亡是因為夫差疏遠了伍子胥,親近了伯嚭。親佞遠賢導致國家滅亡,這個教訓可謂深刻。
 
要求領導者一定要親賢遠佞,其中的道理很簡單。賢者胸懷天下,必定有責任感,有了責任感就能成事;而佞者心里只有自己,自私自利,好趨炎附勢,慣于弄虛作假,只能成事不足,敗事有余。所以領導者要親近賢者,遠離佞者。
 
親賢遠佞首先要能夠分辨誰是“賢”誰是“佞”,關于這點,《晏子春秋》中提出了詳細的判斷標準。晏子是這樣說的:“利于國者愛之,害于國者惡之……天下治平,百姓和集。”“順于己者愛之,逆于己者惡之……則危覆社稷。”很顯然,賢者就是“利于國者”,佞者就是“害于國者”,而“順于己者”不一定是賢者,“逆于己者”也不一定是佞者。也就是說,判斷一個人忠誠與否,要看這個人對集體的利害,而不能憑自己的主觀好惡。
 
奇怪的是,明明知道親近小人對自己的事業有很大的傷害,還是有不少領導者對“小人”寵愛有加。其中原因在于人性的弱點,領導也是人,會有點私心和個人好惡。而自古以來仁人志士皆剛正不阿,境界高遠,凡事以原則為重,遇到領導者犯錯不僅不會作出讓步。這必然使得領導的個人虛榮得不到滿足,或者受到損害,因此領導者并不那么喜歡親近賢者。相反,小人總是善于阿諛奉承,對領導的要求更是善于逢迎,因此更容易博得領導者歡心。領導者若能認識到這一點,也許就能正確對待賢臣與小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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