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路篇

仲弓為季氏宰,問政,子曰:“先有司,赦小過,舉賢才。”曰:“焉知賢才而舉之?”曰:“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,人其舍諸?”

仲弓做了季氏的總管,問怎樣管理政事,孔子說:“自己先給下屬各部門主管人員作出表率,原諒他人的小錯誤,提拔賢能的人。”仲弓說:“怎么知道哪些人是賢能的人而去提拔他們呢?”孔子說:“提拔你所知道的,那些你所不知道的,別人難道會埋沒他嗎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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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路曰:“衛君待子而為政,子將奚先?”子曰:“必也正名乎!”子路曰:“有是哉,子之迂也!奚其正?”子曰:“野哉由也!君子于其所不知,蓋闕如也。名不正,則言不順;言不順,則事不成;事不成,則禮樂不興;禮樂不興,則刑罰不中;刑罰不中,則民無所錯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,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,無所茍而已矣。”

子路說:“衛國國君要您去治理國家,您打算先從哪些事情做起呢?”孔子說:“首先必須先正名分。”子路說:“有這樣做的嗎?您真是太迂腐了。這名怎么正呢?”孔子說:“仲由,真粗野啊。君子對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,總是采取存疑的態度。名分不正,說起話來就不順當合理,說話不順當合理,事情就辦不成。事情辦不成,禮樂也就不能興盛。禮樂不能興盛,刑罰的執行就不會得當。刑罰不得當,百姓就不知怎么辦好。所以,君子一定要定下一個名分,必須能夠說得明白,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。君子對于自己的言行,是從不馬虎對待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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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遲請學稼,子曰:“吾不如老農。”請學為圃,曰: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遲出,子曰:“小人哉樊須也!上好禮,則民莫敢不敬;上好義,則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,焉用稼?”

樊遲向孔子請教如何種莊稼,孔子說:“我不如老農民。”又請教如何種蔬菜,孔子說:“我不如老菜農。”樊遲出去了。孔子說:“真是個小人啊!樊遲這個人!居于上位的人愛好禮儀,老百姓就沒有敢不恭敬的;居于上位的人愛好道義,老百姓就沒有敢不服從的;居于上位的人愛好誠信,老百姓就沒有敢不誠實的。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,那么,四方的老百姓就會背負幼子前來歸服,何必要自己來種莊稼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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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公問:“一言而可以興邦,有諸?”孔子對曰:“言不可以若是。其幾也。人之言曰:‘為君難,為臣不易。’如知為君之難也,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?”曰:“一言而喪邦,有諸?”孔子對曰: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:‘予無樂乎為君,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’如其善而莫之違也,不亦善乎?如不善而莫之違也,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?”

魯定公問:“一句話可以使國家興盛,有這樣的事嗎?”孔子回答說:“對語言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。有人說:‘做國君難,做臣子也不容易。’如果知道了做國君的艱難,(自然會努力去做事)這不近于一句話而使國家興盛嗎?”定公說:“一句話而喪失了國家,有這樣的事嗎?”孔子回答說:“對語言的作用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。有人說:‘我做國君沒有感到什么快樂,唯一使我高興的是我說的話沒有人敢違抗。’如果說的話正確而沒有人違抗,這不是很好嗎?如果說的話不正確也沒有人敢違抗,這不就近于一句話就使國家喪亡嗎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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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貢問曰:“何如斯可謂之士矣?”子曰:“行己有恥,使于四方不辱君命,可謂士矣。”曰:“敢問其次。”曰:“宗族稱孝焉,鄉黨稱弟焉。”曰:“敢問其次。”曰:“言必信,行必果,踁踁然小人哉!抑亦可以為次矣。”曰:“今之從政者何如?”子曰:“噫!斗筲之人,何足算也!”

子貢問道:“怎樣才可稱得上‘士’呢?”孔子說:“能用羞恥之心約束自己的行為,出使不辜負君主的委托,這就可以稱作‘士’了。”子貢說:“請問次一等的‘士’是什么樣的?”孔子說:“宗族的人稱贊他孝順,鄉里的人稱贊他友愛。”子貢說:“請問再次一等的‘士’是什么樣的?”孔子說: “說話一定要誠信,做事一定要堅定果斷,這雖是耿直固執的小人,但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‘士’了。”子貢說:“現在那些執政的人怎么樣?”孔子說:“唉!一班器量狹小的家伙,算得了什么呢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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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曰:“君子易事而難說也,說之不以道不說也,及其使人也器之;小人難事而易說也,說之雖不以道說也,及其使人也求備焉。”

孔子說:“在君子手下做事情很容易,但要取得他的歡心卻很難。不用正當的方式去討他的歡喜,他是不會喜歡的;等到他使用人的時候,能按各人的才德去分配任務。在小人手下做事很難,但要想討好他卻很容易。用不正當的方式去討好他,他也會很高興;但在用人的時候,卻是要百般挑剔、求全責備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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